万亿坏账来袭 中国经济或现日本式“失去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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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坏账来袭 中国经济或现日本式“失去的十年”?__好猫数据中心

虽然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光鲜亮丽”,但诸多海外机构、经济学家、资本大鳄仍然对中国经济持续负面观点。“现在中国出现的危机与2007~08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惊人相似。共同点就是信用的膨胀”,4月20日美国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的上述言论在全球扩散。不仅如此,索罗斯1月曾放言“中国经济‘硬着陆’无法避免”,遭到了中国官媒的反驳。
据凤凰国际iMarkets报道,根据麦格里分析师维克托.什韦茨(Viktor Shvets)及其团队的看法,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着大量的坏账问题,而且绝大多数坏账来自国有“僵尸企业”。坏账的数额之大,足够引起一场金融危机。
4月29日,维克托.什韦茨在致投资者的一项提示中表示:“除非这种恶性循环被打破,否则,金融危机或者至少是经济大幅下滑将会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最终结果”。
仅从概念上来讲,中国的债务问题非常简单:以往因为刺激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政府和央行通过信贷扩张的方式,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大量信贷。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体制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问题,而且有些甚至是因为政治需要大于经济需求而继续存活的。
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偿还银行债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中的一部分开始出现信贷违约,或者存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问题。
维克托.什韦茨认为,直到最近,人们都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如此强劲,它掩盖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良贷款(NPLs)比率。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坏账总额可能会接近35万亿美元,这一数目几乎是中国名义GDP总量的350%。
如果太多的企业不能偿还债务,银行和私人借贷者将会对贷款更加担心。如果上述情况发生,紧随而来的流动性枯竭将会把中国经济拖入一场金融危机之中。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坏账风险,作为全球经济驱动力的中国经济,同样也会使金融危机蔓延到世界其他市场。
维克托.什韦茨认为,中国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0%,或1万亿美元的规模。
坏账堆积主要发生在企业环节,而其中大部分就来自于体态臃肿的国有企业。根据IMF最新的金融稳定性报告显示,在2871家非金融类企业样本(统计存在债务总额4000亿美元)中,有590家企业(接近总数的20%)处于债务风险中(这些企业产生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远低于企业自身的利润承诺)。
以此类推到那些非上市公司和中小企业后,IMF最终的结论认为,中国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存在潜在风险的贷款总额可能超过1.3万亿美元。这很可能暗示着来自企业环节的,存在风险的贷款总额非常接近1.5-2.0万亿美元。如果我们假设以上数据的50%为事实情况,那么中国各商业银行就会存在接近1万亿美元的不良贷款(或者占GDP总值的8%-9%)。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日本的泡沫、2000年代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均伴随着债务的急剧扩大。
泡沫破裂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招致了经济的长期停滞。中国将怎么样呢?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9月底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为17.4423万亿美元。与2008年底的4.5682万亿美元相比,不到7年的时间债务膨胀已至4倍。在此期间的全球债务增加额中,中国约占90%。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战略投资顾问吉田剑悟认为,“目前中国的年收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6%,而借款余额却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当年日本的经验来看,再过3年左右信用泡沫就将破裂”。
中国与日本的另一个相似点是人口动态。美国富国银行3月发布了题为《中国面临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的报告。富国银行经济学家杰伊.布莱森(Jay Bryson)分析称,在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在95年触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2030年之后将急剧减少。杰伊.布莱森警告称,如果生产效率的提高无法弥补人口减少,中国将陷入长期停滞。
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能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但市场还是半信半疑。原因之一就是关键的债务问题仍未找到根本性的解决对策。作为降低企业债务比例的手段,中国提出要活用债转股方式。澳大利亚麦格理资本(Macquarie Capital)指出,如果运用不当“将招致借方的道德风险”,还可能导致低效率的僵尸企业继续存活,与结构改革背道而驰。
对于中国经济现状,以及目前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教授西村友作表示,目前的中国经济改革或许可以从日本经济发展中找到一些提示。
近年来,日本面临极低的经济增长,媒体上也经常看到“不景气”、“低迷”等词汇。观察2012年底安倍政权上台以后3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仅为约0.9%。与此相对,据日本央行的估算,这一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0.1%左右。而且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2015年的完全失业率仅为3.4%,劳动市场达到了完全就业。由此西村友作认为,日本经济绝不是“不景气”,而是实现了远远超出实力的增长率,处于“过热”状态。
导致这一过热的原因之一是日趋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在短期上具有效果,事实上,借助2013年4月启动的“量化和质化货币宽松政策”,推动了日元贬值和股价走高,带来了企业业绩的改善和工资上升。通过财政政策,创造了有效需求,对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不过,这些政策归根到底只是“争取时间”的政策,无法长期持续。
事实上,日本央行大量购买的日本国债已呈现出利率大幅下降(价格上升)的泡沫迹象。此外,2016年1月日本央行实行了负利率政策,剩下的政策空间正在缩小。另一方面,2014年日本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49%,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大幅超过居第二位的希腊的177%。 日本政府防止债务进一步积累已迫在眉睫。
换言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长期上都是难以持续的,日本经济需要的政策是提升已降至接近于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那么,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何正在下降呢?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可以分解为“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这3个要素,但在日本,“劳动投入”的贡献度已是负数。日本不应一味依赖在短期上加快开动经济发动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应消除金融和农业等各个部门仍存在的一系列难以打破的限制政策,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以提高持续下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中国201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6.9%,增长率超过10%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已成为过去。西村友作认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经济不景气所导致的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侧制约所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本身的下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到达峰值后转为减少,“劳动投入”对GDP的贡献度也随之转为负值。
另外,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储蓄率将会出现下降,进而导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下降。在此背景下,要想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必要实施实现“技术进步”的供给侧改革。
不得不提及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引擎正在从投资向消费转移。在中国国内,此前的高速经济增长带动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意愿强烈的阶层正在迅速壮大。但是,消费和服务水平的提升跟不上收入增长与消费需求的变化,部分消费流向海外。 

来源: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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